惠康基金会(Wellcome)2026 年 10 月 10 日发布第三轮全球科学信任调查报告。基于 2025 年对 140 个国家逾 14 万人的访问,报告显示,在三轮都参加的 108 国中,对科学至少有一些信任的比例从 2020 年的 80% 降至 72%;自认收入宽裕的人有 39% 很信任科学,经济拮据者只有 20%。这是横截面关联,不能直接解读为贫困导致不信任。

2012 年 8 月,赞比亚 ColaLife 运营试验的一名调查员为一位母亲做入户问卷访问。照片与 Wellcome Global Monitor 无关,仅用于展示面访调查的现场。摄影:Rohit Ramchandani / ColaLife,来源:Flickr,许可:CC BY-SA 2.0。
调查设计:盖洛普模块、140 国样本与主观收入口径
这份报告不是期刊论文,而是惠康基金会发布的机构报告,正文、技术报告、数据集和国家概况表都在 Wellcome 网站公开。Global Monitor 此前做过 2018 年和 2020 年两轮,2026 版使用 2025 年采集的数据。调查以模块形式嵌入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(Gallup World Poll),由盖洛普负责抽样和访问;Wellcome 另委托益普索(Ipsos)做数据分析与报告撰写。
样本覆盖 140 个国家,受访者超过 14 万人。多数国家各约 1000 人,中国和印度各约 3000 人,冰岛和牙买加约 500 人。访问方式因国而异,有面访和电话,2025 年还新增了在线访问。报告给出的全球数字按各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加权,人口越多的国家权重越大;据技术报告,中国约占全部受访国家这一人口的 20%。
核心问题是:“总体而言,你对科学的信任是很多、一些、不多,还是完全不信任?”报道标题里的“经济困难”并不是按收入数额划线,而是受访者对家庭收入的主观感受:在“靠目前收入生活宽裕”“勉强维持”“困难”“非常困难”中选最接近的一项,分析时把后两项合并为一组。也就是说,报告比较的是自觉过得宽裕与否的人群,而不是官方统计意义上的贫困人口。
为了观察变化,报告只用三轮都参加的 108 个国家,也只用三轮题目和选项完全一致的问题,因此趋势数字与 2025 年 140 国全样本的数字会略有出入。分析以单变量和双变量描述统计为主;国家层面另接入盖洛普的机构信心、腐败感知等指数,以及世界银行基尼系数(取各国 2021–2025 年最新一期)。对“科学是否惠及本国多数人”这一问题,报告还使用了个人嵌套于国家的两层线性概率模型,纳入 121,889 名信息完整的受访者,模型不加权。
主要发现:信任回落,收入与医疗信心差距扩大
在 108 国趋势样本中,对科学有“很多”或“一些”信任的比例,2018 年为 77%,2020 年疫情期间升到 80%,2025 年降到 72%;回答“不多”或“完全不信任”的比例从前两轮的 13% 升至 19%。对科学家“很信任”的比例从 34% 升到 43%,再落到 32%,是报告所问各类群体与机构中 2020 年以来跌幅最大的。只看 2025 年 140 国全样本,26% 的人很信任科学,44% 有一些信任,合计 70%。据 SciDev.Net 报道,Wellcome 企业事务与公众参与执行总监 Mark Henderson 在柏林世界卫生峰会上介绍结果时说,这不是危机或整体崩塌,信任仍有相当基础,但表面之下存在变动和脆弱性。

2018、2020、2025 年三轮调查中信任科学(“很多”或“一些”)与不信任科学(“不多”或“完全不信任”)的比例,样本为三轮均参加的 108 个国家,按各国 15 岁及以上人口加权。数据来源: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6。Scholay 据报告数字制作,AI 生成示意图,数值以报告原文为准。
收入感受与信任的关联最为明显。2025 年 140 国中,自认生活宽裕的人有 39% 很信任科学,觉得收入困难的人只有 20%,前者约为后者两倍。从趋势看,2018 到 2020 年两组“很信任”的比例都上升了 8 个百分点;2020 到 2025 年,宽裕组降了 10 个百分点,困难组降了 16 个百分点。与 2018 年相比,困难组净降 8 个百分点,宽裕组只降 2 个,两组差距由 13 个百分点扩大到 19 个百分点。埃塞俄比亚的分化更明显:2025 年当地宽裕者 46% 很信任科学,勉强维持者 24%,困难者 16%,宽裕与困难两组的差距从 2018 年的 15 个百分点扩大到 30 个百分点。
对医疗系统的信心是另一条线索。全球 76% 的人对本国医院和诊所有“很多”或“一些”信心。全体受访者中 26% 很信任科学,而在对医院和诊所“很有信心”的人中,这一比例为 43%。对国家机构信心较低、对政府信任较低、认为腐败更普遍的人,也更少信任科学。国家层面,基尼系数与科学信任呈中等程度负相关,2025 年 r = −0.34,2018 年和 2020 年分别为 −0.27 和 −0.24,即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的国家,整体信任往往越低。

2025 年不同人群中“很信任”科学的比例,样本为 140 国全样本,按人口加权;收入宽裕与困难为受访者对家庭收入的自评感受。数据来源: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6。Scholay 据报告数字制作,AI 生成示意图,数值以报告原文为准。
受益感知呈现类似的落差。81% 的人认为科学家的工作惠及“像我这样的人”,但只有约三分之一认为惠及本国“大多数人”,另有五分之一认为只惠及“极少数人”。“大多数人”这一比例在报告第三章写作 36%,在报告摘要中写作 37% 并与 2018 年的 42% 比较,两处差异应来自 140 国全样本与 108 国趋势样本的口径不同;Phys.org 转载的报道采用了 36%。多层模型显示,在控制年龄、性别、教育和主观收入后,信任科学的人认为科学惠及多数人的可能性高 23 个百分点。
证据边界:横截面关联与调查方式变化
这项调查能说明“哪些人的信任程度较低”,却不能说明“什么让人不再信任”。每一轮都是在当年抽取的全国样本中各问一次,属于重复横截面调查,没有追踪同一批人的收入变化与态度变化。报告通篇使用“相关”“有关联”的表述,没有给出因果估计。据 SciDev.Net 报道,Wellcome 公众项目负责人 Philippa Michael 也表示,调查能指出信任在哪里下降,但不能解释原因;Wellcome 计划于 2027 年秋季发布在部分国家开展的定性研究,探讨这些数字背后的经历和看法。
同样的关联可以有几种解释。经济困难的人可能更难享受到医疗等科学成果,信任随之降低,这是报告和受访专家倾向的解读;也可能是对机构普遍不信任的人,对自身处境和科学都给出更负面的评价;还可能存在第三种因素,比如所在地区的医疗可及性或教育水平,同时影响收入感受和科学信任。现有数据无法区分这几种路径。国家层面的基尼系数相关同样只描述国家之间的模式,不能推到个人身上;技术报告还说明,每个国家在三轮中使用的是同一个固定基尼值。
趋势数字还受调查方式变化影响。中国样本 2018 年为面访,2020 年为电话,2025 年改为付费在线样本库的非概率抽样,而前两轮都是随机抽样。由于中国在全球加权中占比很大,报告专门提示:剔除中国后,2018 到 2025 年的全球信任水平更为平稳;但无论是否包括中国,2020 年以来“很信任”科学的比例都在下降。报告还指出,东亚的信任下滑主要由中国数据带动。此外,许多国家 2020 年因疫情从面访改为电话,2025 年又改回面访,访问方式的变化本身就可能影响回答。
测量方式也有边界。“信任科学”是一道四级单题,“科学”的含义因人、因语言而异;收入用的是自评感受。这些设计保证了 140 国数据的可比性,也决定了这份报告更适合描绘大范围模式,而不适合解释具体机制。
与 TISP 68 国研究对照:个人收入方向一致,国家不平等方向相反
可供对照的是 TISP(Trust in Science and Science-Related Populism)多国调查。由 241 名研究者组成的 TISP 联盟以 Viktoria Cologna 为第一作者,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在《自然·人类行为》(Nature Human Behaviour)发表主要结果(DOI: 10.1038/s41562-024-02090-5)。研究经过预注册,2022 年 11 月至 2023 年 8 月在 68 个国家对 71,922 人进行在线调查,问卷译成 37 种语言,配额样本按年龄、性别和教育加权。它测的是对“科学家”而非“科学”的信任,用 12 道题综合能力、善意、诚信和开放四个维度。结果显示总体信任处于中等偏高水平(5 分制均值 3.62),没有一个国家的整体信任偏低。
两项研究在个人层面方向一致。TISP 发现高收入者对科学家的信任更高,与 Wellcome 中“宽裕者更信任科学”的模式相符。TISP 还询问人们希望科学优先解决什么问题:公众最看重改善公共健康、解决能源问题和减少贫困,其中“减少贫困”在期望与感知之间的落差最大;在这些目标上觉得科学家努力不够的人,信任也更低。这可以与 Wellcome 关于“科学是否惠及多数人”的发现相互参照。
分歧出现在国家层面的不平等。TISP 发现信任与基尼系数呈弱正相关,即越不平等的国家信任反而略高,并在论文中明确指出这与 Wellcome Global Monitor 此前的结论相反。作者给出的初步解释是:这一关系主要由腐败程度较高的国家(以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主)带动,那里的人可能把科学家看作比政府和精英更可信的对象;但支撑这一解释的交互效应统计功效只有 0.25,作者也只称之为“初步支持”。Wellcome 2026 则再次得到负相关(r = −0.34)。
结论不同,未必意味着其中一方出错。两者的样本来源不同:TISP 用在线配额样本,作者承认在互联网普及率较低的国家会多抽到教育程度较高的人;Wellcome 依托盖洛普的随机抽样全国代表性样本(中国 2025 年除外)。测量对象不同:一个问科学家、用 12 题指数,一个问科学、用单题。国家集合与时间也不同:68 国、2022–2023 年,对比 140 国、2025 年。Wellcome 报告本身也引用了 TISP 数据集,把“社会经济弱势群体信任较低”作为已有研究发现来检验。按目前证据,本文的判断是:个人层面“过得越难、越少高度信任科学”的关联在不同调查中反复出现;国家层面的不平等究竟压低还是抬高信任,取决于样本与测量,仍是开放问题。两项研究都基于横截面数据,都不能单独证明经济困难会导致信任下降。
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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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llcome Trust. (2026-10-10). 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6: Trust in science under pressur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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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llcome Trust. (2026). 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6(报告全文 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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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psos & Wellcome Trust. (2026). Wellcome Global Monitor 2026 Technical Repor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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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iDev.Net. (2026-10-17). Global survey links financial hardship to lower trust in science(Phys.org 转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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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ogna, V., Mede, N. G., Berger, S., et al. (2025). Trust in scientists and their role in society across 68 countries. Nature Human Behaviour. 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562-024-02090-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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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ologna, V., Mede, N. G., Berger, S., et al. (2025). Perceptions of science, science communication, and climate change attitudes in 68 countries: the TISP dataset. Scientific Data, 12, 114. 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597-024-04100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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